我是1968年12月去山西农村插队的，那时的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结束后，按照相关规定，下乡就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国很穷，学生下乡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备的衣物，我箱子里带得最多的是书籍。那是我的一份“财产”，是高中以来从父母每月给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一本一本买来收藏的。因为装了书，我的箱子很沉，到县里接知青的农民在搬运时不解地议论：“装了甚了，这么个沉。”可不，里面有历史书，有文学名著，更多的是那时我收集到的东西方比较权威的哲学著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按照我对自己的设想，我想进最好的大学，并且全部志愿都填“哲学系”，我那时的志向是当哲学家。

那些年农村正在开展“农业学大寨”，除了种地，农闲也歇不下来，要兴修水利，积肥，要修大寨田。劳动强度很大，营养却谈不上。但我每天收工回来，还是抓紧时间尽可能地读书做笔记，对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作为知识青年，我至今还小有得意的是，我们为村里建了第一个养猪场，开了第一个豆腐房，我还带领几个同学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了针灸，为老乡看病，很得老乡的信任。为了准确掌握穴位，治疗聋哑病人，我还让一起学习的同伴在我的后脑扎“哑门穴”亲身体验，那属于禁区，扎不好有生命危险。为做糖化饲料，我当时一个人住在山脚的土窑洞里，窑洞没门只挂一个棉门帘。山上常有野狼出没，那时年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至于我们开猪场、豆腐房，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也增加了队里的收入，使老乡对我们刮目相看，觉得“还是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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