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的多部长篇小说是先由《当代》发表,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有《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
那段时间,秦兆阳先生已经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任《当代》主编。
听编辑部朋友们讲,他这个主编绝非挂名,凡刊物发表的重要作品须经秦老亲自把关,他不仅会对稿件提出具体中肯的修改意见,有时还会披挂上阵亲自改稿。
我曾听《新星》的责编章仲锷讲过一则逸事。
发表在《当代》的纪实作品《一个冬天的童话》,作者遇罗锦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在“文革”中曾因为反抗血统论而遭受迫害,不仅累及全家并且本人最终被枪杀。遇罗克一家的惨痛经历特别折射出“文革”的荒诞和残忍。但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坛还面临着许多禁忌,发表这样一部作品,编辑部可能会有被批判甚至被封杀的风险。斟酌再三,秦老最终还是拍板发表,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些胆略的。作品发表后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编辑们津津乐道的是,由于作者初次写作,某些文字尚显稚嫩,某些地方分寸把握也欠妥,秦老不仅扛着政治上的风险,亦亲自上阵“捉刀代笔”。章仲锷曾对我一一提示秦老的“笔迹”,确显出其在当时情况下把握作品的周到和文学功力。
我和秦老接触比较多的一次是长篇小说《衰与荣》发表之前。
由于此前《当代》已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别发表过《新星》和《夜与昼》,于是,当我完成《衰与荣》的写作时,时任《当代》副主编的朱盛昌和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亲自到我居住的山西榆次看稿。看稿过程很顺利,两位均表示满意,又说这样的“重量级”稿件回京后还要向秦老汇报。据我了解,当时的秦兆阳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一般稿子就由朱、何两位会同编辑部的编辑们定夺了,但重大题材或可能引发争议的作品则要呈秦老亲自审阅把关,《衰与荣》就在此列。我自忖有前两部作品顺利发表为基础,且朱、何两位编辑部负责人十分支持《衰与荣》,秦老那里应当不会有大的问题。然而,就在我回北京等待“意见”的几天,编辑部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说秦兆阳先生已看过部分章节,对作品有很大保留,甚至提出“不发”或“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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