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天，我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比起以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更接近中国。事实上，牛津大学并不是开始中国研究的好地方，它不开设中文以及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我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采用迂回的方式探索中国问题，之后又花费了多年时间从事研究，最终我从一名研究生转变成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我现在认为，在牛津的那段时间所经历的困难并非坏事，我善于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这使得我在中国问题研究的道路上摆脱了常规方法——像19世纪西方人做的那样，主要从英国人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生活在英国，并且学会了模仿大英帝国的观点，这是我在中国问题研究道路上的初步经验。

1929年的牛津大学要比哈佛大学更加具有世界性。（或许今天依然如此。）大多数历史的以及世界性的东西似乎都在此有所体现。在牛津大学，你会觉得这里积累了太多的文化财富，即使只是吸取其中很小一部分，也会让你觉得筋疲力尽。相对于牛津大学大量的学业以及传统，单个学者似乎显得很渺小，同时配给个人的图书馆资源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研究。哈佛的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在哈佛拥有很高的地位，而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却成了观光胜地，只有在冬天有限的白天时段，学生才能够使用它。威德纳图书馆即使晚上也会灯火通明，像灯塔一样，照亮整个哈佛校园。但是在牛津大学要想找一本书就像是寻找宝藏一样困难。我的一位导师告诉我：“我想你可以在布雷齐诺思学院（Brasenose College）找到一本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书，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着到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学院去找。”总之，学术研究的设施配置，诸如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仍然很不发达。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激励创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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