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提到过我的四段不同的学习经历，包括在艾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的各两年期限。这样的经历使我即使身处异国他乡的北京，也能够保持自己对学术方向的判断力。专业化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坚定于既定的目标而心无旁骛，避免分散精力。1932年，我还不能住在北京，我对中国说：“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中国的环境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威尔玛来到北京不久后就说我似乎很了解中国的状况。

在通商口岸的墓地长眠的都是非常了解中国而一生留在此地的外国人。这种“理解”部分是气质所致，部分也许来源于共享的儒家思想：每个人都是扮演多个社会角色的道德动物。在牛津，我已经学会欣赏具有绅士风度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国也有着类似值得人欣赏的地方——学者理性、公正，对周围事物能够客观理解的能力。（事实上，我不确定该如何表达这种能力。文化是难以给出明确定义的，因为它总在不停地变化中，不能用多音节的词来下定义。）

作为一名画家，威尔玛更倾向于运用感觉印象。北京的景观、声音、味道等都令她无比激动。她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我随着她也沉浸于幸福快乐之中。在北京的第一年，我们靠积蓄生活，并学习语言，我们尽情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我们只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

1932年夏天的几个月中，在我们北京的院子里，有厨师、男仆、女仆以及人力车夫为我们服务。威尔玛很快就能运用新学的汉语来与仆人一起料理家务。当然，她本来可以使用手势比划或是咕噜几句，因为仆人们比她清楚如何做这些活计。不过这样增强了她讲汉语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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