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我应召加入在政府领导下参与筹建把学术研究机构转变为战争目的服务的研究机构的工作。之后的5年，我请假离开了哈佛大学：第一年在华盛顿（1941年8月—1942年8月），之后被派往中国一年零三个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而后返回华盛顿（1944年2月—1945年8月），接着再次前往中国停留了8个月的时间（1945年9月—1946年7月）。在我34岁到39岁之间，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插曲让我卷入世界事务，毫无疑问也使我个人获得了新生。和其他人一样，在战时的拼搏中，我也彻底地明白了自己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人们采取创造性的行动。

1941年夏天，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局长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上校正在抓紧筹备组建一个全球范围的秘密机构，包括秘密情报处和秘密行动处。其中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分处是一个协助其他部门的独立机构。他们相信事实往往并非人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对事情进行理性分析后往往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里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各所大学，他们被要求以使其在学术领域获得成就的那种严谨态度来关注当前与未来。

当时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威廉斯学院院长）受聘担任研究分析处的主任，他邀请兰格加入，兰格推荐了麦凯（McKay），而麦凯又推荐了我。于是1941年8月13日，我们4位来自历史系的教师来到了华盛顿，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我、巴克斯特、兰格、麦凯，以及兰格的得意门生、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在宾夕法尼亚街与宪法大道交会处空置的顶点大厦（Apex Building）召开有关成立研究分析处的首次会议。为了使学识在战争中发挥效用，他们需要陆海军人员与情报协调局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而后者需要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源（幸好图书馆的新楼刚刚竣工），并将他们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位于城市另一端西北E大街和25街交会处（25th and E Streets NW）的情报协调局总部，同样位于此地的还有秘密情报处和秘密行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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