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战时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这是我对于周围情况作出的个人反应，而抗日战争的活动则几乎被中国和美国军人所垄断。很少有教授被调动起来，即使学生，作为稀有的国家资源也必须受到保护健康成长，而不是消耗在战争中。在战时的中国，一些被派驻在此的美国文职官员对此感到幻想破灭，最终开始通过救助妇女、儿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来减轻他们的烦恼。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我认为在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维护开明教育而非抗战。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个头衔，分别是：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以及美国出版物服务社主任。这样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国到处游历的拥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我曾在昆明访问过三所处于困境之中的大学，还在重庆郊外访问了第四所主要国立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南开经济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我还走访了国民政府的国家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于长江上游的树林中。当然，我还有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们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妇。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公共职责与私人愿望的结合并没有违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

距离蒋廷黻住所不远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宿舍区。1942年9月26日，在这里我见到了我们从前在北京时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足足有5分钟”。他来重庆是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British Boxer Fund）请求拨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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