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度过了9个月，这9个月，对于中国人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来说，可称为希望与不幸参半的一段时期。对于由纸币发行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更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在日本撤离后，国民党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败，且相信凭借先进的美式装备能够在内战中打败共产党。共产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扩充兵员，为内战作好充分动员准备。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几年，就已经被证明是缺乏深谋远虑且毫无理性的，在此危急关头唯一能做的就是临时制定策略，派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死对头之间斡旋调解。

形势日益恶化，我在此期间参与了美国在华新闻处的建立。如同纸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稳定。我们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起始于美国的战时工作开始崩溃。1945年8月中旬，随着和平的到来，200多名在华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美国人准备回国，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轮船从重庆穿过长江三峡顺流而下，来到汉口和上海。担任战时新闻局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比尔·霍兰德目睹其在战时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瞬间毁于一旦。他需要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将新闻工作扩散到“光复区”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9月底离开华盛顿再次前往中国。

不同于1942年我飞往中国的经历，那次我开拓了穿越非洲来到中国的先例，1945年这次则是在航空运输司令部的支持下，先游历了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各国的首都。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纽约前往爱尔兰。这是一架“大型运输机，其内舱是普尔曼卧铺车厢的两倍大，大概是最新型号吧”，它是短途飞行，只需飞越大西洋，飞得很慢。我在伦敦逗留了一周时间，仿佛回到了家乡。我与查尔斯爵士以及诺拉·韦伯斯特（Nora Webster）共度了一个晚上。查尔斯曾在华盛顿参加了邓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并协助创立了联合国，如今60岁的查尔斯担任“外交部筹备会议处特别助理”。我在牛津大学的主考官杰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邀我在白厅俱乐部共进午餐。此外，我还在我的妹夫小亚瑟·施莱辛格位于伦敦的高档住宅区的房子里小住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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