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革命我们应持理解的态度，而非冲突和歇斯底里，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我们在哈佛大学培养教师队伍与出版书籍，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起码能做到的，如果说哈佛具备一些其他学校所没有的优越条件的话。尽管如此，中国以及东亚领域的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组织作统一安排，只有通过建立组织机构才能保证全国各地有才能的研究人员获得新的资助。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学术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先前在哈佛大学创建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这引领我很自然地参与了这个全国性活动。

1959年，我担任了美国亚洲问题研究协会（Associate for Asian Studies）主席，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得到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以发展研究会的机构设施。当时担任财务的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义务服务的，不收取报酬，另外还有一位有报酬的行政管理者，这样一来，协会的资金可以得到合理妥善的处置，同时也保证了会议的正常召开和委员会的正常运行。但是处于决策层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AAS）高层却是一盘散沙。其领导成员每年改选3名，任期3年，因此他们也仅仅了解3年的协会工作事务。在收到资助款的2年后，很少有人还会想得起这笔资金最初的用途，3年后就彻底无人知晓了。然而事实上，协会很多有意义的项目需要5年的资助才能完成。

福特基金会，特别是其海外培训研究委员会（Board on Overseas Training and Research）提供了3000万美元大力资助东亚问题研究，为此，我利用资金首先采取措施设法补救因亚洲问题研究协会领导团队反复更替而造成的问题。我指派了休·博顿（Hugh Borton，日本问题专家）和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印度问题专家）等一些忠于职守的成员，我还成立了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研究与发展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该委员会的委员5年轮换一次，均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学者组成，能够取得基金会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头衔之所以被称为“顾问”，其目的在于，一来防止董事的怀疑，二来避免章程随意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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