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月末一个烦躁而暖和的日子,著名的精神病专家格奥尔格·基恩正在他巴黎的精神病院的大厅里走来走去。窗户都敞开着。病人们正在为获得窗户格栅边上有限的地方顽强地争夺着。他们的头一个挨一个。互相谩骂,那是在所难免。大家差不多都想多呼吸一些他们白天在花园里已经呼吸到的那种空气。当看管人员把他们赶回宿舍的时候,他们很不满意。他们想多呼吸些外面的空气,谁都不承认自己累了。睡觉之前,他们走到窗户格栅边上来,在这里他们可领略到夜幕的降临,他们相信这宽敞明亮的大厅里的空气已接近野外的空气了。
他们所热爱的教授——因为他漂亮而且心眼儿又好——在他们活动的时候,从来都不惊动他们。据说平时他一来,大厅的人多半都朝他围拢来,大家都争着跟教授接触,握一握手,或说上几句话,就像今天争夺窗户格栅边上的位子那样。许多病人内心反对进这种精神病院,是人们非法地把他们送来这里的,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把仇恨向年轻的教授发泄过。这两年他才成了这个精神病院名副其实的院长,他从前是这个精神病院的实际领导者,是残忍的前院长的好心肠的天使。谁以为自己是被强制送来的,或者明摆着就是被强制送来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那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已经死去的前院长的责任。
那位前任以疯子般的顽强精神代表着正统的精神病理学的理论。为了求得切实可行的可作为依据的名称,他不惜使用他拥有的巨大物质力量,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他所认为的典型病例使他夜不成寐。他热衷于完善精神病理学的体系而仇视持怀疑态度的人。人,特别是精神病患者和罪犯,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给予他们某种生存的权利,因为他们给他提供了经验,从这些经验中权威们创造了科学。他自己就是一个权威。他——一个郁郁不乐沉默寡言的人——常常就科学事业的开拓发表一些咄咄逼人的讲话,他的助手格奥尔格·基恩对他的极其有限的见解既感到十分气恼,又替他感到羞愧,但对他的讲话却又不得不几个小时地站着从头至尾硬着头皮听下去。凡有强硬见解与温和见解对立时,这位前任院长总是站在强硬见解的一边。他每次巡视的时候,病人都以他们的老问题来纠缠他,他对这些病人说:“我知道。”在家里他便对妻子抱怨他那与神经错乱的人打交道的职业。他还向她公开了对精神病问题的秘密看法,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这些看法,因为这些看法严重地威胁着精神病理学的完整体系,因而是危险的。只有老想着自己的人才会发疯,他十分强调地对妻子这样说。他目光逼人地看着妻子,使妻子的脸都红了。精神病是对自私自利的惩罚,所以在疯人院里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罪人。监狱行使的也是这种职能,但是科学需要疯人院作为实体观察的手段。其他的事情他没有对妻子讲。她比他小三十岁,所以她使他的晚年增添了美色。他的第一位太太以及第二位太太,在他没有来得及把她们作为不可挽救的自私自利的人投进自己的疯人院时就潜逃了。他对第三位太太除有点妒忌以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第三位太太却偷偷地爱着格奥尔格·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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