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张汝方和张炳芳各司其职，也是当时环境评判他们的标准，那么张岱呢？张岱后来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分析自己，从他嘲讽的语气可知：实在乏善可陈。张岱写道：“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Weighty Matters），页六十五。">张岱说，要怎么解释，悉听尊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个性充满矛盾，而他自己也没这个本事或因资质驽钝无法参透：“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

张岱列表数落自己种种失败之处，但若论到写作，他的说法也不可尽信。张岱在万历年间着手撰写《古今义烈传》之后，似乎自得于同时着手好几个写作计划。崇祯元年之后，张岱广搜史料，以大明开国以来十五朝写了史稿。他还想为夜航船的乘客，构思一套架构，规整古来累积的基本知识。他还以少年时读《四书》的理解，自成一家注疏，帮助学子掌握《四书》的丰富义理——张岱和祖父张汝霖都藐视科举考试纳为正统的注疏，认为它欠缺想象力，而张岱显然也心知他的注疏会很有个人色彩。张岱还探索另一种历史书写的想法，他相信这能让我们对历史知识有更深的理解。这正是《史阙》书名的用意所在，以期胜过现存的记载，创造更深刻、更发人深省的历史水平。

张岱由广入手，来架构他的讨论。今昔史家所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若是碰到棘手的事件，史家便干脆将之一笔抹杀；阙疑愈多，就愈容易更增阙疑。但就如孔子所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对张岱而言，这说明了“书之义也，不书义也，不书而又书之，亦义也”。从天象也可得到印证：“不书者，月之阙也；不书而书者，月之食也。月食而阙，其魄未始阙也，从魄而求之，则其全月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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