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王鼎这么一个老愣头青，朝中诸臣都心知肚明，要找林则徐别扭的是道光本人，只要道光不松口，林则徐就必须在新疆继续过他的“雪窖冰堂”生活，所以王鼎究竟是怎么死的，几乎没有一个大臣不知道内幕，但没有人会傻到像王鼎那样自讨苦吃和自找不是，穆彰阿的担心实在很多余。

虽然道光并不知道王鼎是要以自杀来实施尸谏，但舆论对林则徐完全一边倒的支持，不能不对他的思维和决策产生影响。在王鼎死后三年，实际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年，道光发出谕旨，宣告结束林则徐的流放生涯。

按照惯例，林则徐需要进京请训，就像邓廷桢他们一样，但是仅仅两个月后，道光就改变主意，命其不必来京，而直接以三品顶戴暂代陕甘总督。从这之后，一直到道光去世，君臣二人都再未见过一面。

或许道光是害怕因此想起鸦片战争前他在京城召见林则徐时的情景，那足以再次触动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时间的确是一剂良药，然而并不能包治百病。

在很大程度上，道光重新起用林则徐是被舆论所逼，他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视林则徐为“天下第一能吏”，尤其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一带，再不敢派林则徐前去。

尽管签订了《南京条约》，但广州方面的交涉仍是朝廷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没事老是要过来串门，道光对此是既恨又怕。恨就不要说了，怕的是他既无能力也无把握组织反击——连夷船和洋枪洋炮都仿造不出来，会打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就不要去白白浪费银子了。

现在谁能够在广州办好洋务，把洋人们堵在门外面，谁就毫无疑问是道光心目中的能吏。先是伊里布，去了之后内外交逼，没几个月就给活活累死了。接着再派耆英。耆英吸取伊里布的教训，在广州实行的是“民夷两安”政策，说穿了，就是走平衡木，一方面尽可能安抚内部，另一方面避免与洋人发生争端。为了达到后面这个目的，他除签了一堆“糊涂条约”外，还不忘跟洋人说好话，套近乎，有时甚至做到很肉麻的程度，据说他给英国公使写的私信，语调和用词跟情书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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