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算耆英的把戏不被戳穿，英国人还待见他，他去天津谈判对中方也不会有什么助益——身为文臣的桂良、花沙纳哪里敢扮演什么鹰派，两人都是带着“抚”的想法去天津的，和耆英并无二致，咸丰的所谓进退策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

连天津百姓的胆子都比来自京城的官吏大。五年前，太平军兵抵达天津，那时他们就已见识过大阵仗，敢斗也乐于斗，见四国军舰停泊于海口，一些人甚至想集结盐枭海盗抢劫军舰。桂良一到天津，路边就有许多绅民争相谒见，请求率团练帮助官兵抵抗英法联军。

桂良哪敢碰抵抗二字，急忙用哄骗的办法把这些绅民给打发掉了。

1858年6月15日，桂良、花沙纳分别与四国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仅英国就提出了五十六项要求，是战前所谓修约要求的三倍多，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自由传教、内地通商等一大批新的条款。

桂良当然也想斟酌轻重缓急，能驳的驳，能否的否，可是英国谈判代表、为英法联军充当翻译的李泰国态度异常骄狠，非但不肯留下商量的余地，而且一个字都不让改。

桂良等人在外交方面都是门外汉，身边也没有熟谙世界大势或长于政经商务的人才，导致对所涉条款毫无研究和认识，加上缺乏实力后盾，谈判时的那种窘迫和煎熬之状就别提了。

勉强撑持了二十多天，桂良等人毫无所得。在给朝廷写去的报告中，他们说自己即便谈到舌敝唇焦也无济于事，只好建议对各国提出的条件“姑为应允”，以便能促使英法联军尽快退兵。

报告在朝廷之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等人都递上折子，要求撤回谈判代表，同时调用全国之兵，动用倾国之粮，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这其中又以僧格林沁的态度最为坚决，语气也最为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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