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这一年，南北都爆发了中西之战。与上海战役不同的是，英法对北方的战争蓄势已久，早在前一年冬天，英国就以额尔金为公使，以格兰特为陆海军统帅，率英军及印度士兵一万三千人，外加五千香港驻军前往远东。法国紧随其后，以葛罗为公使，以孟斗班为陆海军统帅，率军七千赴华。

在额尔金出发前，英国外相罗素对他的训示是：“你此次的使命，一是质问中方在海河攻击我使舰的理由，二是索要英法军舰被损坏的赔款，三是确保在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显然，这是对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失败以及中国宣布废除《天津条约》的回应。

1860年2月，作为前英法公使和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当事人，卜鲁斯、布尔布隆在上海照会时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何桂清，提出上述条件，并限中方于三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获胜后，中国朝野信心倍增，认为本国军队“陆战能胜，骑射可倚”，与外国军队作战未必就会落于下风。同时为防备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咸丰还陆续抽调满蒙骑兵及北方各省步兵数千人，专门用于加强天津大沽一带的防务。

随着防御能力的增强，咸丰的态度趋于强硬。看到何桂清的奏折，他下达上谕，认为之前卜鲁斯单方面带着兵船北上，破坏了海河的防御设施，是英国首先背约。既然责在英方，那么英军损兵折将就属于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原有《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也只能作废。

咸丰在国内还面临着太平天国这一强大的对手，他本质上并无再战之意，废约云云不过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已，所以在上谕中留了余地，称英方如果“自知悔悟”，仍可在上海重议条约，中方愿意斟酌道光年间曾答应对方的条件，有选择地予以“通融办理”。末了，他又再次强调英国代表不得擅自北上，“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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