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官军久攻不下，细究下来，也是洋船向城内接济了粮食。之后，地方官府偷偷送了四万两白银给洋商，洋商即为官军所用，起义军的粮草也随之断绝，官军这才得以攻克上海。

曾国藩虽没有直接和洋人打过交道，但他从这个例子里得出结论，认为洋人有两个特点，“最爱财利，最讲交情”，也就是洋人重商，而且很守信用，若能掌握好这两点，交涉不难。

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凡有洋船经过安庆附近，湘军水师各营就予以殷勤接待，陪着吃好喝好，完了还有礼相送。曾国藩预先拨付给水师五百两白银，专门用以接待洋船，而且交代不必过于节省，少了再补。

接待洋船时，水师方面的人并不主动谈到安庆战事，为的只是建立感情联系。只有在探明洋船载运粮食的情况下，为提防其将粮食出售给城内守军，才需要与之交涉，交涉的方式是先以好言相劝，如果对方不听，再投其所好，以利诱之：你不是要卖米给城内的太平军吗？那你卖给我们，绝不让你吃亏。

一石米，太平军出价五两银子，湘军也出五两，太平军出价十两，湘军也出十两。洋人为的不过是要做生意赚钱，同样的利润，他们不用冒着风险再钻到安庆城里去，而且又在水师这里吃着喝着，双方还有了一点交情，何乐而不为？

同为南北大帅，有人曾把曾国藩和僧格林沁放在一起比较。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军事才能未必及得上僧格林沁，但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却是僧王所万万无法比拟的。即以对外交涉来说，僧王就是硬碰硬，打不过也要打，而曾国藩却知道中国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和技巧，叫作四两拨千斤。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往回倒，当年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家丁张喜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只是当时的大吏都视张喜为小人物，利用完了就扔，更不会想到他这种思维也有着超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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