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英签约时，尽管英国公使额尔金很是傲慢无礼，但奕訢仍尽量克制，整个过程中“十分谦恭有礼，看上去温和又不失智慧”。其后中法签约，当仪式结束时，他主动起身走向法国公使葛罗、陆海军统帅孟斗班，并且和二人热情握手。法国人没有想到堂堂亲王、皇帝的弟弟，竟然会主动按照西洋习惯与之握手，都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签完条约，奕訢与两国公使进行互访，其间他不仅“越发和善，竭力向联军表明他的诚意”，还再一次主动邀请法国公使在他带领下参观紫禁城。后者实际上是奕訢所采取的一种分而制之的策略，因为法国代表没有英国代表那样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国的前提下，故意亲近法国。

英法虽然答应签完条约就将军队撤离北京，但他们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横生枝节，奕訢的应对得当，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现这种意外的可能。

通过这次对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驭夷之法，若能与决战，则制其强悍；不能战，则遂其贪婪。”

道咸年间，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够洞察天下大势者甚少，同样是面对战败和被迫签约的结局，有的依然虚骄，继续做剿夷派；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成为抚夷派；其他还有非剿非抚或亦剿亦抚的骑墙派、先剿后抚的转化派；等等。奕訢作为和议的主持者，个人蒙受的屈辱比谁都大，但在看清时势后，他却能够迅速从“剿夷与抚夷”的狭隘圈子中跳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横跨达四年之久，作为这四年战争和交涉的产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条款虽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经认识到，驻使和通商虽是列强单方面强加的要求，然而对中方而言，它们既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够振作。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中兴，则这些条款其实对中西双方都存在有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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