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降者不祥，这句警言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受降如受敌。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出发，人们一直认为杀降属于不仁不义，杀降者也定会受到天道的惩戒。

最广为人知的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因触怒秦王被逼令自尽。白起开始还叫屈，嚷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老天竟会让我落得如此下场？”不过在匆匆回顾了一下过往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原因，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完便自杀了。

李鸿章岂能不知杀降者不祥以及白起的故事，因此听了程学启的话后显得很犹豫。见上司持有顾虑，程学启坚决请求：“某极知杀降不祥，然如不杀此八人，苏城终不可得，我宁负贼，不负朝廷。”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比较现实的，自古至今，即便有杀降不祥一说，但在现实政治和战争的博弈传统中，更多讲求的还是所谓的“势”与“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利益和胜利为最终目的，在此前提下，坚持不杀降者反而会被说成是妇人之仁的宋襄公。

白起坑杀赵国降卒自然广遭非议，但它却将秦国当时的现实利益推向了最大化——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削弱，这个关东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迅速走向衰弱，与此同时，其余关东诸国也受到极大震慑。

正因为存在这样巨大的现实利益，所以即便白起被杀也不妨碍后来的仿效者纷起云涌，仅仅到了秦末，项羽就成了第二个白起，他直接把二十万秦军降卒给全部活埋了。

要的是眼下风情万种，谁在乎今后波涛汹涌？程学启本身亦为太平军降将，但为了拿到投名状以及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他在战场上对付太平军，向来比湘淮军的同僚们都狠。如果不杀四王四天将，他就不敢入城，如此则大功必将付之东流，如何能够甘心？至于结拜、起誓之类，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为了招降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到了认为必须抛弃的时候，随时可以一抛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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