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者戴自俺、刘大作两位同志为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将出版纪念册事访问于我，要我写一些追怀回忆的文章；我少于陶先生一岁，今既八十又九，脑力衰颓，笔墨迟钝，然而我又何敢辞谢不敏呢。想到我亲切接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致力的事业虽在中国一国之内，然而他们的胸怀气概却卓然朝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却是又岂得笼统无分别于其间。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惜乎晚年错乱多失。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却天生是毛主席身旁第二把手。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固自不同。

当1946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有云：陶先生是一位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着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不可及处：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堆，创办起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志在以乡村小学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

对于昔年晓庄校内外“教学做合一”的一切措施，我在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观考察一日之不足，次日再往，曾写有一篇较详的记述，刊入我的教育论文集，今不复述。1931年我既在山东邹平县创行乡村建设运动，迭次请于陶先生，先后从晓庄借调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麟诸君来邹助我工作。其后张治中将军到邹平参观，又邀聘杨效春君为他的家乡建设起黄麓乡村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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