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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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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之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和纠正之处不少,特写出此文用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一为叙明,此大约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一、在北京的阶段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

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后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粤,则有两点前提事实在:(一)当时北京政府各官署学校,除交通等部门自有收入者外,均发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发有很少的几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函电交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而志在服务其乡里。于是,转荐了李任公。——以上情节因彼时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广州,而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去广州的。初到粤时,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之时为多,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会下设立建设委员会,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为要成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离粤后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于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而留于北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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