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赴敌后之行之后四十年，曾有回忆说：

当日寇深入之时，我既不得不随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又不甘心安处大后方而偕友东返华北、华东，潜踪于敌后游击区域，谋所以扰敌者。计巡历皖北、苏北、鲁西、鲁南、豫北、冀南、晋东南，经太行山，渡黄河而返抵洛阳，写有《1939年春夏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记存其事。在行程中，鼓励抗敌，而自己无战斗力，则不得不避免遭遇敌军。其间盖多承两大党军队之友助。当时各城市及铁路沿线为敌人所据有，我旅程所及恒在村野山区，生活艰苦，有时或不易觅食。时人不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言乎。我此行盖践之矣。

1979年孟春写此，回首既四十年事，当时精神身体方壮盛之时也。

漱溟（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到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九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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