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来到“教堂”走向父亲时，我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将自己视为一名侦察者：我到那里是为了传递信息，告诉爸爸肖恩曾经威胁过奥黛丽，因为爸爸会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我很平静是因为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置身那里。也许我越过大洋，在另一块大陆上，在石头拱门下阅读休谟的著作。也许我当时正在国王学院里飞奔，腋下夹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Inequality，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哲学著作。">。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肖恩开过一个要用枪射杀奥黛丽的玩笑，我觉得那是因为奥黛丽就他的行为与他当面对质过。爸爸盯着我，嘴唇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喊母亲过来。她来了，神情忧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爸爸说。

从那一刻起，谈话变成一场审问。每当我千方百计暗示肖恩有暴力倾向，是个控制狂，爸爸就对我大吼：“你的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记在日记上了。”我说。

“去把它们拿来，我要看看。”

“我没带来。”我撒了一个谎，它们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他妈的会怎么想？”爸爸还在吼着。母亲坐在沙发边上，嘴巴斜张着，看上去极度痛苦。

“你不需要证据，”我平静地说，“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我说我不想让肖恩进监狱，但需要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我转向母亲，等着她帮我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的眼睛紧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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