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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