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东山再起，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四月，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度拜相。这时候，神宗对他虽然敬信不衰，但政治大环境，对他先已造成的“亲友尽成政敌，谤怨集于一身”的情况，并不因为中间稍稍间歇而有任何改善。另一意外，他的还朝，反而见忌于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认为安石再相，挡了他的锦绣前程，遂欲力闭其途，只要可以为害安石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利用献《流民图》的郑侠狱案，害安石之弟安国。更将安石给他的私书，中有“无使齐年（指冯京）知”“无使上知”语者，密呈神宗，动摇皇上对他的信心。安石一则痛心于他的新政措施败于群小之手，事功渺不可期；再则又很悔恨于“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失望之极，屡屡上章求去，无奈神宗总是不许，甚至诏令“勘断来章”，以示挽留的坚决。

不料再相的翌年，安石最得力的长子王雱（元泽），竟以三十三岁的英年，忽患背疽而死。遭遇如此，安石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决心摆脱政柄，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萧然归隐金陵。

一个政治家，一旦从热烈的政治生活中冷静下来，不免回顾生平，牵扯出种种前尘往事，常为自己作下一个残酷的结论。安石自嗟这一腔救国救民的抱负，何以竟不为当代的先达和老成所接纳，血心创造的种种新政措施，又不能获得大部分正人君子的合作，孤军奋斗勉强打下的一点新政基础，而又后继无人，是不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无情的东流，将来历史上又将如何描画他呢？他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怎能避免后人的曲解或歪曲？一向强硬的安石，也不禁惶惑起来，一种突然产生的孤高的寒意，侵袭着他；一种无助的失落和悲哀，淹没了他。当时所作七律一章，意境竟已非常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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