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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风雨京华 六 经筵与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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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苏轼兼官侍读。苏轼对于此一参加经筵的任命,衷诚地欢喜接受。

一则是皇帝的教育成败,直接影响未来的国运,他要用循循善诱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对知识、对历史、对治术逐渐发生兴趣的路子上去,培植圣学,陶铸人格。

二则照当时的制度,臣子要陛见进言,并不容易。太皇太后垂帘以来,除了执政的宰辅、台谏、开封府尹和经筵讲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见的机会。翰林学士虽说是侍从近臣,平常亦只能从内侍手中承受文件,无由当面论政。现在得此侍读经筵的机会,就可以面向皇帝说自己要说的话,随时有进言的机会,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见。《辞免侍读状》说:“入侍迩英,其选至重,非独分摘章句,实以仰备顾问。”皇帝年纪还小,苏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识和政见,灌输给少年皇帝,培养皇帝知人论事的能力,则五六年后亲政时,希望以皇帝的权力与他所肯定的拯物济时的见解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儒者最高的机会,苏轼热烈向往。有人劝他少在皇帝面前说话,免被别人疑忌,苏轼认为以他所受恩礼之重,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尽废了,拒不接受。

据说当时程颐在经筵说书的情形,非常糟:“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常自夸道:‘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语)当时哲宗皇帝还只有十二岁,不但不能接受他这种无影无踪的说教,对他那种高岸不逊的态度,尤其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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