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举事了，苏轼就得认真考虑自家的出处了。

上年冬季，赵君锡所提出的叶祖洽改官案，赵挺之弹劾的馆试廖正一案，王觌的宜兴一郡案等等，抨击的本身，苏轼认为不必辩白。不过，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让精神时间照这个样子消耗折磨，实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连连上札，请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见，面问他：“何故屡入文字乞郡？”

苏轼具以病状为对，太后宣论：

“岂以台谏有言之故？你兄弟自来孤立，向来进用，皆是皇帝与老身主张，不因他人。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苏轼退朝后，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难启齿，自知不容于人的真实原因，只是在于“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谤讪一定不绝。因此他改乞朝廷罢免他翰林学士的位置，别给京师里任何一个闲差，可望免为台谏攻击的目标。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讦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虽蒙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

苏轼但求给予一个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的闲官，俾资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马光逝世后，朝内群臣既自分别派系，人事纷争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丰之臣，蠢蠢欲动，不是恶意评骘朝廷的施政，就是从中挑拨离间，诡变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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