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性刚直，善善恶恶，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尽全力，争取粮米备赈的仁心，但也有不顾常度、法外惩暴的勇气。

浙西诸郡，产丝织绢，全国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拨出库钱贷放民户，约定于蚕熟后，以织成的绢抵还贷款，实即政府预购，一千输一缣，称“和买绢”。这批收购绢例须纲运上京，供中枢配给军公人员之用。

近些年来，民间故意织造一种“轻疏糊药”的劣绢，拖到期限迫近，蒙混缴纳，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习以为风。但是送到京里以后，受配的官吏军人，都说两浙衣赐不好，年有估剥，使原纳专典的职官，被枷锁鞭挞，典卖竭产，还不够赔偿。

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纳官吏，必须认真挑选，不受威胁。七月二十七日，受纳场前，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同时拥入州衙，向知州喧诉。苏轼一面依理晓谕，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要挟官府。

果然查出是颜巽的两个儿子——颜章和颜益，他们纳和买绢五疋，全是轻疏糊药、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纳官拒不接受；这颜姓兄弟立刻就号召到数百人，在受纳场上包围监收的官吏，大声叫喊示威，秩序大乱。苏轼即时下令，差人将这颜章、颜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恶二人的第二天，人户缴送的都是好绢了，而且更无一人再敢喧闹生事。

苏轼继续追查这颜家父子的素行，原来他们是犯罪世家，地方恶霸，故意打击官府的威信，达到横行闾里的目的。颜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门里当过书手，熟识胥吏，因犯赃私和逃税，两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两次都托病保释出来，即在地方上为非作恶，父子凶奸，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听从他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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