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别两年，京朝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

虽说是吕大防与刘挚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这个老实人，却听由刘挚翻云覆雨，一手摆布。刘安世领袖谏垣，声威赫赫；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主掌军事；梁焘为礼部尚书，管领文教。朔派大将，个个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学弟子的朱光庭、杨畏、贾易诸人，既失靠山，一起归附了刘相门墙，刘便利用他们做政治打手。

所以，苏轼一至宫门报到，贾易立即擢升，当上了侍御史。这是谁都明白的安排，是个鹰出鞲、犬突围的阵势。可怜的苏轼，已经成为目标中的猎物，是无可置疑的情势。

苏轼也很警觉，索性揭穿这个阴谋，细数从前他与贾易之间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据此坚乞外放州郡，避免发生纠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这样说的：

……贾易，（程）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乃于谢表中诬臣弟辙漏泄密命，缘此再贬知广德军，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而易志在必报，未尝一日忘臣。

其后召为台官，又论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颜章等。今既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升沉进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须言臣并及弟辙。辙既备位执政，进退之间，事关国体，则易必须扇结党与，再三论奏，烦渎圣听。

苏轼的结论是：

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则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

因此，苏轼“血恳”太皇太后赐予一郡，以免发生轇轕。“贴黄”说：“与其将来徇众多党与的谤议而被出，不如现在用回避亲嫌的理由，便与一郡的好。”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辞。然而，宋朝的传统，君权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护一个苏轼，依然坚执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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