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务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后一两天，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如果她真的负担得起，请她寄点钱给我，我想采纳她的建议，找家教来替我补习。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骂我——当她不骂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麻烦可大了——不过三天后，我收到三百元的汇票，再加上我玩牌赢的钱（加起来居然将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惊），还真是一大笔钱。

我从来没有告诉妈妈，不过事实上，我用她寄来的三百元请了两个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壳板块运动和大陆漂移之谜，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个抽大麻的大四学生，叫做哈维，他帮舰长补习人类学（可能还替舰长写了一两篇论文，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

舰长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学院院长——十一月在张伯伦舍开过那次会以后，我们不可能去找盖瑞森求助——把碰到的问题摊在他面前。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两人都不属于文理学院，因为大一新生还没有决定主修科系，但是兰德尔院长耐心地听我们说。他建议我们去找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差不多就等于向他们求情。

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些年里，我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学的熏陶，其中一个观念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别人求助，甚至即使万不得已，都不开口。而当时也唯有靠彼此间有难同当的情谊，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许多尴尬时刻。当舰长进去办公室和老师谈话时，我会在走廊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等他出来。轮到我时，他也会在外面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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