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场红心瘟疫在什么时候开始蔓延的：那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当时期初考试才刚结束，而我过关了。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学生而言，能否过关是很实际的问题；多亏了各式各样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包括我自己，都要感谢国家教育国防法案的帮忙），再加上半工半读，我们才能念大学。我们就好像开着一辆拼装车，只不过这辆车不是用钉子组装起来的，而是靠糨糊把它粘住。尽管每个人的经济来源各不相同——主要是看当初我们填写各种申请表格的技巧有多高超，还有高中辅导老师有多用心辅导我们——但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也就是我们进行红心牌戏马拉松循环赛的地方）挂了一幅刺绣，上面绣的大字一语道破我们的艰难处境。那是东尼的妈妈绣的，她叫东尼带着这幅刺绣来上大学，并且把它挂在每天都看得见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当秋天过去、冬天来临，牌桌上不时换手玩牌，“婊子”也不时发威，东尼妈妈的那幅刺绣似乎变得愈来愈显眼、愈来愈炫目了。每天晚上当我终于躺到床上时，往往教科书连翻都没翻，课堂笔记完全没读，报告也尚未动笔。有一两次，我甚至梦见那个数字：

那幅刺绣上用针绣着这个大大的、鲜红的数字。东尼的妈妈十分了解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也很清楚。如果你住在其他普通宿舍——例如杰克林舍、邓恩舍、皮斯舍或查德伯恩舍——只要成绩平均达到一点六分（四分为满分），就可以顺利在一九七〇年毕业……换句话说，只要爸爸妈妈继续替你付学费的话就没问题；别忘了，这是一所州立大学，我们说的不是哈佛或韦尔斯利这种贵族学校。但是，对于仰赖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学生而言，平均二点五的成绩是底线；如果成绩低于二点五（换句话说，从平均C掉到C-）你的小小拼装车几乎一定会崩坏瓦解。就像舰长以前说的：“保持联络吧，宝贝，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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