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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著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義)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好在汉代经学衰落还只是第一个周期,虽然遇到了麻烦,精气神还在,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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