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实验室研究全都转向了流感。巴斯德的学生鲁（曾在白喉抗毒素研究方面与德国同行竞争过）领导着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英国阿姆洛斯·赖特的实验室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研究流感，包括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不久之后他发现了青霉素并将其首次应用于研究菲佛所称的流感杆菌上。在德国、意大利，甚至在因革命而分裂的俄国，孤注一掷的研究者们都在寻找答案。

但是，这些实验室在1918年秋天之前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研究方向被扭转，集中于战争、毒气或毒气防御措施、预防伤口感染、预防使战斗力下降的疾病（如“战壕热”，一种与斑疹伤寒有关的传染病，其本身并不严重，但是比其他疾病更能削弱战斗力）。实验动物变得愈发短缺，军方要利用它们进行毒气试验或类似的目的。战争像一个无底洞，不断将技术人员和年轻研究人员卷入其中。

欧洲和美国的实验室都受到影响，但欧洲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他们的工作不仅受人员短缺所限，而且从取暖用的煤到买培养皿的资金，样样都很匮乏。美国人至少还有这些资源。况且，即便美国的研究人员数量上仍落后于欧洲，但质量上已绝不再比欧洲的差了。洛克菲勒研究所也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科学家中，当时已有一位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两位后来也获此殊荣。在最相关的领域（肺炎研究）中，洛克菲勒研究所毫无疑问已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而且在美国做着这些世界级工作的也并不只有洛克菲勒的科学家。

对韦尔奇、密歇根大学的沃恩、哈佛的查尔斯·艾略特、宾大的威廉·佩珀以及其他几位努力推动变革的同行来说，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改变了美国医学，即使那场改革仅仅开始，才刚刚上升到欧洲的水平，新近的转变已赋予其蓬勃的生命力。而且，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还未像欧洲那样民疲财尽，它并未流露出一丝倦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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