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的遭遇是全国的缩影。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斯塔尔驾车从家中到市中心，在长达20公里的路上却连第二辆车都没见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复着相同的经历——死亡、恐惧、拒施援手，以及一样的寂静。新西兰惠灵顿的霍洛斯（Alfred Hollows）说：“我被派往亚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个礼堂……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志愿者。”医院里有60个床位。“我们那儿的死亡率真的是骇人听闻——差不多每天12个吧——不久，那些女志愿者就不辞而别，再不露面……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我站在惠灵顿市中心，连个鬼影都看不到——没有电车来往、没有商店营业，路上只有一辆有篷货车，车一侧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用以充作救护车或灵车。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Black November: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in New Zealand（1988）, 51—52.">

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每天早上阿奇利（Dana Atchley）医生查房时都会惊骇地发现，就在前一夜，重症部所有的病人都死去了。这一幕天天上演，仿佛永无休止。

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联邦政府给予的指导。地方政府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八两。他们留下了一个真空，恐惧将其占据。

政府每次试图保持“士气”的大力举措都加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因为从战争甫始，士气——以最狭隘、最肤浅的方式定义的——就是公众舆论中的首要话题。正如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1917年所说的：“战争一降临，遭难的首先是真理。”Newsday, June 1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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