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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很快就写完了张喜的传记,兴冲冲地拿给杨彪看。
杨彪看完,抚着胡须,思索良久。“文举文采灿烂,赏心悦目。”
孔融虽然傲,却不傻。
杨彪只夸他文采,却不说内容,显然是对这篇传记不满意。
“还请文先斧正。”
杨彪放下传记,轻轻搁在一旁,说起了一桩旧事。
二十多年前,他曾和马日磾、蔡邕、卢植、韩说等人校书东观,编著孝灵帝以前的君臣传记,作纪、志、传等数十篇。参与诸人皆是博学之事,但大家公认,蔡邕最具史才,所以蔡邕承担的任务最重,其中的志十篇几乎是由蔡邕一人完成的。
有一次,他们闲聊,说到史学与文学的不同。蔡邕有一个观点,大家都很认同。
史学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事实。
你可以对一件事有不同的评价,但这件事本身必须是真的。你可以对事实有所偏重,有所选择,但写入史书的事都应该是真实发生的,而不是虚构的。
圣人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但绝不能向壁虚造一字,第一件事都必有文献可依。
就这一点而言,蔡邕对司马迁就有所批评,说《太史公书》中有不少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并非事实。但司马迁有他不得已之处,很多史实距离太远,根本没有文献记载,不得不以传说入史。
可是写本朝史,尤其是当代人,万万不可如此。
如果罔顾事实,随意编造,那史书就不是史书,而是家言。
蔡邕的观点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所以他们后来修史传,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一原则。
杨彪说完,轻轻地点了点孔融的作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季礼传纪之难,在于无事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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