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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很快就写完了张喜的传记，兴冲冲地拿给杨彪看。

杨彪看完，抚着胡须，思索良久。“文举文采灿烂，赏心悦目。”

孔融虽然傲，却不傻。

杨彪只夸他文采，却不说内容,显然是对这篇传记不满意。

“还请文先斧正。”

杨彪放下传记，轻轻搁在一旁，说起了一桩旧事。

二十多年前，他曾和马日磾、蔡邕、卢植、韩说等人校书东观，编著孝灵帝以前的君臣传记，作纪、志、传等数十篇。参与诸人皆是博学之事，但大家公认，蔡邕最具史才,所以蔡邕承担的任务最重,其中的志十篇几乎是由蔡邕一人完成的。

有一次，他们闲聊，说到史学与文学的不同。蔡邕有一个观点，大家都很认同。

史学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事实。

你可以对一件事有不同的评价，但这件事本身必须是真的。你可以对事实有所偏重，有所选择，但写入史书的事都应该是真实发生的，而不是虚构的。

圣人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但绝不能向壁虚造一字，第一件事都必有文献可依。

就这一点而言,蔡邕对司马迁就有所批评，说《太史公书》中有不少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并非事实。但司马迁有他不得已之处,很多史实距离太远,根本没有文献记载，不得不以传说入史。

可是写本朝史，尤其是当代人，万万不可如此。

如果罔顾事实，随意编造，那史书就不是史书，而是家言。

蔡邕的观点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所以他们后来修史传，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一原则。

杨彪说完，轻轻地点了点孔融的作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季礼传纪之难，在于无事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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