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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国强的时代，的确需要繁荣的文化，大宋百姓富不富，徐泽无法下结论，但国强肯定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国家越是暗弱，内部越能产生畸形繁盛的娱乐，以及局部地区虚假的经济繁荣，在这种极度“繁荣”的经济下，一切为了钱，为了钱可以做一切。

朝廷可以不讲信誉朝令夕改，高高在上的宗室也可以为了财货高高兴兴的卖女儿，禁军士卒为了生计自谋营生又怎么能受到谴责？

徐泽扭过头，看见勾栏外一造型古怪的饭店内，店伙们正热火朝天的准备晚上外卖的饭食。

张教头讲过“宋制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

这家古怪的饭店用的就是军巡铺防火用的官屋，望楼依然在，只是当然不会再有兵卒值守瞭望。

看到这瓦子内外的一片繁华，徐泽暗自感叹，不知十几年后的那场大乱来临，二帝被虏，神州沉沦，今日场上场下皆沉醉在盛世浮梦中的众人，可还会在梦中想起京中繁华？

几十年后，目睹临安城的醉生梦死，诗人林升作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其实他错了，南宋北宋，都还是那个宋，杭州汴州也一样的醉生梦死。

徐泽下定决心，待明日给孙石看完病就离开东京去蓼儿洼。

走之前要不要结交一下林冲？

徐泽年少时也曾为林冲的悲剧命运而扼腕，为起冲冠一怒而叫好。经历得多了，才知道，林冲和杨志，绝对是水浒中最悲情的一类人，但二人的苦难其实皆缘于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偏执的人生追求。追求功名利禄本是人之常情，出事后，不愿放弃正常的社会人身份也可以理解，但为了这些，无底线的牺牲一切，就真不要怨命运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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