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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地域性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自然地理的物候变化，人世间的聚散离合、战乱或政治纷争造成的各种怨愤，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具体细致地表达，都足以产生“感荡心灵”的作用。

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迟子建的北国风光、王安忆的上海、西西的香港等，既是现实中的地理空间，也是作家虚构的空间。

这些地域往往是封闭的，有无形的堡垒和界限，有作家个人鲜明的旗帜，那堡垒是独特的风情，是令人感到迥异的人情世故和爱恨情仇，是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是其对故乡的怀旧与重塑，但是其中包含的历史故事和人性内涵，又一次次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封闭这些地域的无形堡垒。

同样的故事，若是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想必也会有不同的表达。

同样是盐的代价，在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笔下，两人的感情就带着明显西方式的激烈，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男权以及阶层的反抗。

若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估计特瑞丝和卡罗尔的感情与关系就将是更加柏拉图式，更加被动的境遇性爱情。她们的爱情来自于社会与父权的压力。张爱玲的中，女性之间的爱情，或者说是友谊，一般都是来自于对男性的绝望或是男性本身的缺席。既是自主产生的，也是被动激发的。

而若是在李碧华的笔下，她们的关系或许将更加的疯魔，更加的纯粹。李碧华笔下的人物都像剑走偏锋的魔教人物，有算计有阴谋有圈套，爱就要爱得“尽”，毒就要毒得“狠”，毫不保留，飞蛾扑火，伤人又伤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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