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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对贾科长的感觉，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佩服他，他的电影里有一种粗砺感，这来源于生活的厚度和力量。他用镜头填补了中国电影关于县城的影像空白，以人文关怀记录时代的变迁，就这一点，他就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一方面，万年又很膈应他。贾科长是一个极度理想化的人，理想化到不愿意去接受现实。

即便是不迎合市场，不迎合主流，他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忠实于自己的视野和视角。而往往从这种小众，甚至于是个人视角看出来的东西，大众不会喜欢。

所以，他就用那种理想主义的心态去在艺术和市场的夹缝里边生存，象征性的抵抗着大势的侵蚀，却也始终无能为力。

比较讽刺的是，在地下的时候，他能在小县城里肆意的撒欢。反倒是上岸之后，沉溺于符号化角色的构建，太注重空间和形式，把人放到了一边。

《天注定》的四段小故事，《山河故人》的三段式结构，所有人几乎都是符号化，性格的转变都在一瞬间。

就比如宝强在《天注定》里的那个杀手的角色，为什么杀这种最有发挥空间的剧情全部被跳过，角色变成了符号，再也没有最开始《站台》中，时间对角色的影响那般鲜活。

从《三峡好人》开始，贾科长已经不满足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拼贴上瘾，到《山河故人》为止，拼贴已经到了极致，三段年代、三种画幅，还有虽然是一个但明明就是三个的故事···

其实也能说得通。

有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是，引人入胜。有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是文献，注重真实。

贾科长就属于后者，他说希望影片能有种文献性，希望能记录下时代的印记。这类电影的确有必要存在，但显然影响了故事，沦为了新闻事件的再现，人物和情节都被符号化，失去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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