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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礼而无大义，岛国学习的是大唐文化，而在宋的时代，中原文明有过明显的分野。

有人认为宋之前，中原文明是礼与器的时代，在宋之后是礼与理的时代。礼与器的时代，是器具按照礼的秩序摆放，每个器都有自己的含义，是礼的体现，比如祭祀品、衣服、建筑、礼节等等，都是要体现礼的。

礼其实就是阶级划分，唐朝属于贵族玩佛道，寒门弟子玩儒家。在唐朝，寒门弟子肯定是玩不过贵族的。所以岛国学的就是礼与器的文化，而大唐也是礼与器最后的巅峰了。

不管是大汉末期的党锢之争，还是大唐末期的牛李党争，其实是皇帝和宦官对豪门，以及豪门对豪门。

到唐末，贵族死了很多，宋朝之后，豪门衰落，出现了士大夫对士大夫的党争局面，开始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不用器来区分，而是用理来区分。

理，不简单是道德，不简单是仁义，而是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等所有的属性，是一种万物内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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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和春秋思想家反对器是一个道理，春秋反对器，是因为‘人不如器’的陪葬文化。宋朝反对器，是因为士大夫的出身低位，大部分玩不起器，他们如果也玩器，就是加入贵族阵营，所以他们不能玩具体的器，得玩虚的理。

这样一来贵族也没办法把握话语权，贵族可以有钱，可以有华美的衣服，可以有很好的仪态，但他们无法把握话语权，因为贵族的钱、衣服、仪态不符合天理，属于人欲。而士大夫最重要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人欲肯定是灭不掉的，但士大夫通过这个理论掌握了话语权，足足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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