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所谓“旧书”，至今尚无公认的确切的定义。线装古籍（含民国时期的线装书），当然可包含在广义的旧书之中，但现今讨论旧书，线装古籍另行单列，是并不纳入其中的，就像大学和大型公共图书馆大都设有古籍部，却无旧书部一样。又或谓可以“近代文献”名之，可是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也早已进入旧书流通领域，有些藏家已经以收藏1949年以后某个专题的旧书为己任。可见要界定“旧书”，还真不那么简单。

因此，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就以民国时期印行的新文学“旧书”为主，兼及其他。

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个体旧书业不复存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上海仅有一家国营的“上海旧书店”，除了福州路总店，就笔者记忆所及，尚在四川北路、提篮桥、南京西路、静安寺、淮海中路等处设有门市部，负责收购和出售各类旧书。但民国时期旧书是严格控制的。福州路总店内又有内部书刊门市部，所谓店中之店是也。内部书刊门市部门禁森严，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入，介绍信又讲级别，来头越大，进入的范围就越大。

当时民国时期旧书标价甚廉，大多数都是几角钱一本，只要你有资格进入内部书刊门市部，眼光独到，再加上运气好，就一定能觅到宝贝，这在姜德明、倪墨炎等新文学书刊收藏家的著述中有大量的记载，令人神往。余生也晚，因研究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对新文学旧书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算及时赶上末班车，有幸买到一些。例如沈从文代表作《边城》1933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本，且有作者毛笔题签，价0.60元；巴金著散文集《忆》1936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有作者钢笔题签，价0.70元；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1948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也有译者毛笔题签并钤印，价仅0.20元；唐弢著杂文集《识小录》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本，系作者题赠傅雷者，价0.60元，等等，而今视之，简直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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