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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三，近视六百度，卡里有四万块钱。这些数据构成了我的基本社会面貌，如果以此画幅肖像，那会是幅浓重的素描，线条僵直，脊背轻弯，左右两边脸，一半厌世，一半渴望。

推车来回折返，水果和快餐随着脱水和降温而减价，一些归乡的民工谈论着美国、外星人、村庄的彩礼，以及各种一夜暴富的传奇。我不断睡过去，每次醒来，坐在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如此漫长的路途，我无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一辆蓝色列车逆向驶过，速度的力量穿过玻璃窗，桌板上的铁盘轻微颤动，思绪弹跳几下，落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洞口里。

七岁，我开始画画，画蓝天白云，画绿草黄花，以及母亲的头痛，红色是痛，蓝色是很痛，紫色是痛得撞墙。当母亲连续三天都是紫色的，她决定去安阳看病。这将是一件大事，因为我家发生大事的预兆，就是四处借钱。母亲骑着一辆掉漆的银灰色自行车，带着我从忆往镇骑往十公里外的某个村庄，打听父亲的下落，而我们手头的线索，只有一个村庄名和一个人名。自行车的链条松垮，总是掉链，一路上她费了很大的耐心和力气，用废弃的牙刷柄、枯树枝、雪糕棒将链条一次次挂上。一路上，母亲数不清向多少个人打听村庄的方向，到了村庄之后，又一次次向村民提起那个人名，在我们濒临崩溃时，终于找到了地方——父亲某个朋友的家。可家里只有一对老人，他们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去向，但只得出一个很模糊且不确信的方位。母亲哭着说家里只有几十块钱了。那对老夫妻给我们做了顿炸酱面，临走时，给我装了一袋子从床底下整理的旧玩具。而后，母亲又带着我去了几个亲戚的家中，并暗示我想哭可以哭。最终，仍是母亲的表妹给了她一千块钱，母亲不想借她的钱，因为已经欠她够多了，但也只有她会借钱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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