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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今年的大年三十和往年有什么区别，大概便是多了一堆吃不完的饺子，少了走家串门的亲戚。

不过，虽说没了往年的那种热闹，但陆舟倒也没觉得有多寂寞。

除了外公外婆和已经去世的爷爷奶奶之外，陆舟和其它亲戚倒也不是那么的亲近，大概只是属于那种逢年过节坐在一起喝酒吃饭不会觉得陌生，一年不见也不会觉得少了点什么的程度。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平时交集不多。

要说陆舟唯一帮过他们什么，可能也就是帮他那个几乎没见过几面、在震旦读大二的堂弟转了个专业而已。

虽然他从来都没去过震旦大学，但因为偶尔会给《数学年刊》、《数学纪事》等几个知名期刊担任审稿人的缘故，他和震旦几个数学系的教授倒是有过学术上的交流，并且正好还留着他们的联系方式。

像是帮人换个专业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打声招呼的程度了，甚至连举手之劳都谈不上。

大年初二，陆舟的邮箱里收到了不少向他道贺的贺卡。

其中有来自普林斯顿的，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都是他在学术界的朋友。

不得不说，有时候学术界的关系就是这么的奇妙。

即便是处在现在这样的立场上，即便他的研究让无数国家的领导者感到头疼，但海外学者却并没有将他排挤在学术界之外……至少，偶尔他还能收到从《数学年刊》编辑部寄来的审稿邀请。只不过因为工作太忙，如果不是能引起他兴趣的论文，大多数审稿邀请都被他给推掉了罢了。

归根结底，可控聚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STAR-2示范堆工程和曼哈顿工程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的稳定，但它毕竟不是杀人工具，诞生的初衷也并非是为了毁灭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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