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七天》

余华新作《第七天》在媒体热烈炒作下千呼万唤始出来，接踵而至的却是一片批评声浪。面对这样的反应，余华应该不会意外。因为他上一部作品《兄弟》在二〇〇六年上市时，就曾经引起类似褒贬两极化的热潮。《第七天》，顾名思义，宗教（基督教）隐喻呼之欲出。但这本小说不讲受难与重生，而讲与生俱来的灾难，天外飞来的横祸，还有更不堪的，死无葬身之地。

平心而论，《第七天》写得不过不失。但因为作者是余华，我们的期望自然要高出一般。余华一九八三年开始创作，到二〇一三年恰巧满三十年。除开小说文本的分析，他如何出入文本内外，处理创作与事件、文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样值得注意。《第七天》所显现的现象，因此很可以让我们反思余华以及当代大陆文学这些年的变与不变。

一九八七年一月，《北京文学》刊出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故事里十八岁的叙事者在父亲的鼓励下背上红背包，离家远行，却遇到一系列怪诞的人和事，最后以一场暴力抢劫收场。小说没有明确的时空背景，叙述的顺序前后逆反，但最让读者困惑——或着迷——的是主人翁那种疏离惫懒的姿态，以及不了了之的语境。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作者余华当时名不见经传，却精准地写出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长征的壮志远矣，只剩下漫无目的远行。新的承诺还没有开始实现，却已经千疮百孔。天真与毁坏只有一线之隔，跨过十八岁的门槛的另一面，是暴力，是死亡。

我们于是来到先锋文学的时代。评论家李陀曾以“雪崩何处？”来形容那个时代一触即发的危机感与创造力。余华曾是先锋文学最重要的示范者。他的文字冷冽残酷，想象百无禁忌。他让肉体支离破碎成为奇观（《一九八六》《古典爱情》），让各种书写文类杂糅交错（《鲜血梅花》），让神秘的爆炸此起彼落（《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让突如其来的死亡成为“现实一种”（《现实一种》）。究其极，余华以一种文学的虚无主义面向他的时代；他引领我们进入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以虚击实，瓦解了前此现实和现实主义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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