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性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S-R或S-O-R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性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s）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性，再通过S-O-R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廿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性或人性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性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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