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满布尘垢的心中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陷入如阳光的思绪及其飞舞的意念之尘中。然后我明白宁可默默无闻而不要当神是一种替人顶罪的想法，只能得到虚假的平静。借着命令，或因为那是一种职责而支撑——相当简单。军人承受的只是偶尔的打击，我们的意志则必须扮演工头直到工人昏倒，并将自己留在安全地点，推别人入危险之域。若为一个我自己也不相信的目标而自愿牺牲生命，或许壮烈英勇。但要别人为我铭记在心的影像而由衷地去送死，却是偷窃灵魂。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话信以为真，已有为此而死的心理准备。这种情况使他们的行为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理所当然。一种合理的虚假，适合一种得失平衡的行为。创造一种讯息，然后睁大眼睛为它自制的形象而死亡——那更伟大。

起义活动似乎只能借着生与死来表达。通常我们都可意识到肉体，因为会痛。在长期习惯痛苦后，喜悦来临时会更明显，但我们受苦的资源似乎比欣慰的能力还大。昏睡在此扮演它的角色。两种情绪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的痛苦充满漩涡，扰乱它的纯净。

会让很多人的判断力触礁的是一种虚荣，认为我们的坚持可以争取到赎罪，或许替整个民族赎罪。这种错误的观念带来一种虽然短暂但强烈的满足，我们因而觉得自己已承担别人的痛苦或经验，别人的人格。那是胜利，以及一种自我提升的感受。我们已避免粗暴的自我，已征服我们的完美几何，已抓住一个瞬间即逝的“改变心意”。

然而，事实上我们是为了自己才替人受罪，或至少是因为那对我们有利。唯有借着在感受与动机上伪装，才能免于让人得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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