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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