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的农民起义

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阶段而逐渐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大地主田连阡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可耕，沦为佃农、雇农。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往往达收获量的一半以上。地主还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农民服劳役，送节礼，进行人身控制。雇农或做长工，或做短工，工资微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灾人祸即倾家荡产。

在土地急剧兼并、封建剥削苛重的情况下，清代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康熙时在册的丁数近二千五百万，加上妇女老幼与隐匿人口，估计总人口约一亿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国第一次人口统计为一亿四千万人。一百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亿一千万。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三亿七千零四十六万，全国耕地约有九亿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亩。人多地少，谋生困难，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皇室铺张挥霍，供应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开倡了奢糜之风。贵族王公、官僚富商无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货山积，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场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屡兴大狱，诛杀很多大贪官，但并不能扭转腐败风气。贪污之风影响到军队，各级将领克扣军饷，竞尚浮华，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温饱。军政废弛，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清朝的统治相对稳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一度占领全台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存在着分散、零星的斗争。汉族的中下层怀念明朝，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杀。还有全国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农民不给地主交租，不给政府纳税。这些斗争虽然分散、细小，但却频繁、普遍。一旦条件具备，自发的经济斗争便有可能转化为起义和战争。此外还有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压迫，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强大的清政权相抗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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