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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炒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写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着手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强令各大学复课。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被抽去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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