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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襄州回来,杜中宵与发运司一起上奏,在汴河和汴襄铁路沿线州县行均输法。加大发运司和州县的权限,对朝廷所需的物资灵活采购,三司不再定地、定价,实行徒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这套办法是发运使许元提出来的,在汴河沿岸已经部分实行,现在扩展到京西路来,做了补充。
随后杜中宵上章,把常平仓平抑物价的货物范围,从粮食为主扩展到一般货物,建立完整的商业网络。即京西路分别在洛阳和襄阳设立常平市易司,重要州县设立分司,下面设场,自由贸易。常平仓根据一路之内的价格趋势,价低即买,价高则售,保证市场价格稳定。
宋朝商业实行的是行会制,不是自由贸易,产生了很多弊端。大商人利用雄厚的本钱,和官府给予的特殊地位,把持商业活动,攫取超额利润。官府虽然获得了利用大商人控制、操控经济活动的便利,但商业利润被商人所得,官府得利甚微。特别是税收,大宗贸易以实物税为主,现钱很少,钱荒几乎成为日常。因为市面上的大量现钱,进了大商人手中,货币的流通速度极低。再一个大商人把持商业,压榨其他从业者,小商人、小店铺、小手工业者只能微利,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一月之后,奏章得到允许,让杜中宵以铁监的利润为本钱,在本路建立常平仓体系。正式建立京西路提举常衙门,设于襄阳县对面的樊城镇。
在此之前,杜中宵下令彻底清查京西路各州的常平仓和义仓。以通判为主,各州互查,再抽出一部分知县,进行覆查。账册必须清楚,如有亏空,写明原因,暂不进行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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