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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难》在《解放日报》连载后，我获知了不少来自于读者，尤其是来自于女性读者的意见。对于我在这部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关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大部分读者是持认同态度的。

我写的是一个两难于职业和家庭之间的女执法官的故事。作为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社会人，她必须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坚持原则，乃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铁面无私到六亲不认；而作为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妻子、母亲，她又不能不时时面临着原则与亲情、公务与私事、社会大环境与家庭小氛围之间的矛盾，所以她活得很累、很艰难。当然，也惟因这累、这艰难，才使她的生活显得充盈、厚实、风波叠起、色彩斑斓，她在苦苦地燃烧了自己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奉献出光与热的幸福和自豪。

我自认为我在这个文学形象的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现今职业妇女的追求与困惑。社会发展到愈来愈文明阶段，也便有愈来愈多的女人挣脱了被圈养的囹圄；她们参与了愈来愈广泛的社会活动，也便有7愈来愈复杂的迷茫、焦灼和彷徨。女人不再仅仅为一个家庭和一个男人而活着，于是女人的文化也便带有了更多的社会性。《女儿难》正是试图表现女性命运的这一嬗变，或许也因为此，才引起了女读者们比较普遍的注意和比较强烈的反响。

自然因为自己也是女性，我对女性问题的研究素来饶有兴趣。近两年涉足小说创作，很顺势地把笔触伸向了女性题材领域。在我已经发表的数部中篇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这在我，倒也是始料未及——并非预谋，仅只是多年定向注意的积累终于有了个喷发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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