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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