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某些篇章偶涉女性外，《世说新语·贤媛》专门写魏晋名门闺秀。与荀粲“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高论相应，这些名媛之“贤”多不因其贞洁妇德，而因其才智姿容，因此，余嘉锡先生认为“贤媛”之称名不副实：“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在《世说新语笺疏》中，余先生一向持论极严，对放诞的名士从来不假颜色，对“出格”的女性自然也并无好感。其实，“贤”的本义是与才能相关，后来的引申义才与道德相连。以“妇德”著的闺秀可称“贤媛”，“以才智著”的闺秀怎么不能称“贤媛”呢？生活在魏晋的女性何其幸运，她们的环境比后世更为宽松，也更为人性。

名教禁锢一旦松弛或解除，女性既有男性的高情远致，又富于她们所独有的灵襟秀气；既像男性那样才思敏捷，但又不像男性那样咄咄逼人；既像男性那样深谋远虑，又不像男性那样俗气世故。洗尽了身上的脂粉气，她们反而更加风情万种，更加款款动人。惊人的美貌、卓越的才智和妩媚的风韵，使魏晋名媛们别具迷人的风采：有的“风情散朗，有林下之风”，如女诗人谢道韫；有的“清心玉映，为闺门之秀”，如张玄之妹“顾家妇”；有的大难临头气节凛然，如王经的母亲；有的遭受冷遇时沉着机智，如许允新妇；有的对情人激情如火，如与韩寿偷情的贾充女；有的与丈夫“卿卿我我”，如王戎那位善于撒娇的夫人……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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