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古时的君子即使整日赶路，从来也不离开载重的车辆，时时以重为本，虽然有繁华富贵的生活，从不以此萦怀而恬淡自得，处处以静制躁。身为一国之君怎么能以轻率躁动来治理天下呢？轻率必定要失去根本，躁动肯定将失去主宰。

为什么要将重、静、轻、躁连在一起呢？稳重者通常表现得静定，轻率者总是显得浮躁。重与静彼此相关，轻与躁互为表里，因而贵重就必然贵静，而戒躁也必然要戒轻。

我国古今统治者无不深明此理。

看过描写解放战争题材电影的朋友，也许有人还记得这样的一个镜头：蒋介石办公室的墙上挂一幅匾，上面写着一个大字——静。中国统治者治国不是通过民主程序来运作，而是以个人权术来进行控制。君主以“静”来驾驭臣下是贵静思想在权谋中的运用。蒋介石办公室里那个“静”字，用意可大不同于医院墙上贴着的那个“静”，后者只是叫病人和家属别高声喧哗，说话声音小点，走路步子轻点，蒋介石办公室中那个“静”字中却潜伏着陷阱和阴谋。

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政治谋略：在尖锐复杂的政治较量中，君主应该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细察每一情节和人事。保持虚静就能知道行为是否正确。臣下向君主进言时就表明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臣下办事时自然有一定效果。君主暗暗验证其主张与其效果是否相符，毫不费事就能使臣下现出原形。

最高统治者尤其不能暴露自己的欲望，如果一暴露了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也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臣下一了解君主的真实意图，他们就知道要怎样伪装自己。这样君主就分不出谁忠谁奸、谁好谁坏。所以，君主不能有任何外在表现——也就是“动”或“躁”，要绝对保持清静而不能有丝毫躁动，深深地藏起自己的喜怒好恶之情，这样臣下就没有办法伪装起来迎合君主，每个人就会表现出各自的本来面目；君主藏起自己的智慧和政见，臣下就无从揣摸君主的意图，因而就无法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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